
<p align="center"><img src="http://www.chinanews.com/cr/2018/0112/191584192.jpg" /></p>

<p class="pictext" align="center">实验室里认真工作的科研人员 薛宇舸/摄</p>

<p>　　<strong>游击战帽子战审批战：科研人员还坐得住吗？ </strong></p>

<p>　　我国正快马加鞭建设创新型国家。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11%，超过欧盟15个初创国家的平均水平2.08%。然而，与经费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科研领域尚存一系列久治不愈的怪现象。</p>

<p>　　<strong>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strong></p>

<p>　　<strong>冷门前沿领域没人敢做</strong></p>

<p>　　“美国在许多领域引领世界科研潮流，它先挖一个‘坑’，愿者上钩，拿钱进来，再由它分配资源。实际上就是全球为美国做实验。论文投稿现在要求必须提交原始数据，美国控制着众多顶级学术杂志，因而第一时间掌握所有前沿科学发现，最先知道你在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在重大战略方向上，美国人也不全是自己花钱，而是号召全球一起去做，让大家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不做就赶不上时髦，发不了论文。”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所长唐宏说。</p>

<p>　　一些科研人员吐槽，有些所谓首席科学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经常变换研究领域，这在世界创新强国不可能出现。科研工作必定有延续性，可那些包装着多个学术“标签”的人，在中国往往很有市场，严重影响科研项目经费申请的信用体系建设。</p>

<p>　　还有一些科研人员反映，为了获得更多科研项目经费，研究团队扎堆追热点的现象较为普遍，导致冷门前沿领域无人敢碰，基础研究发展不平衡。</p>

<p>　　中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李振斐说，现在各种基金、项目资助经费导向非常鲜明，许多研究课题相似，大家都在追热点，很多冷门前沿领域却没人敢做。</p>

<p>　　“我在美国、欧洲做科研时发现，无论多冷门的领域，总有一些科学家长期在做。一旦国家需要，就能找到相关人才储备。建议我国在基金、项目经费审批时适当考虑冷门领域，鼓励一些科研人员从事冷门研究，保证基础研究更平衡、更充分地开展。”李振斐说。</p>

<p>　　此外，许多基层科研人员反映，近些年学术会议、评审会议越来越多，这些活动有时变成了“拉关系”“拜山头”的派对。</p>

<p>　　“一个单位承办多少会议，能请多少专家，似乎成了一种工作业绩。我希望80%时间能待在实验室，可安心做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中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许琛琦说。</p>

<p>　　<strong>“帽子”战：疯狂抢“帽子”人才</strong></p>

<p>　　<strong>科研人才激励现“马太效应”</strong></p>

<p>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高校、科研单位热衷于搞“帽子工程”“转会大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杰出青年、“千人计划”等有“帽子”的人才，成为许多单位竞相争夺的对象。这一方面影响了被“挖墙脚”单位的科研进展、团队建设、梯队建设；另一方面也在学术界助长了心浮气躁的不良风气，对国家整体科研生态建设颇为不利。</p>

<p>　　针对这种现状，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副所长李佳建议，在科研单位绩效评估中重点考核由本单位自己培养的顶尖人才数量，重点考核青年人才孕育环境的塑造和团结协作机制的创新。通过政策调整，遏制部分单位过度挖人和“帽子”人才频繁“转会”等无序流动。</p>

<p>　　在人才评价机制方面，应警惕科研人才激励中的“马太效应”。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党委书记邵建达表示，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才，宜采取阶梯增长的激励办法，让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人才感到“有奔头”。虽然反复强调不单以发表论文数量来衡量人才，但实践中很难落实，工程技术类专家在这方面很吃亏。</p>

<p>　　一边是“帽子”人才炙手可热，另一边是科研梯队结构严重不合理。在我国，许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目前主要依靠研究生开展科研工作，严重缺乏博士后流动站这个中间层次。在发达国家，科研机构实验室里总有不少博士后人员长期在工作。实践证明，博士后人员是实验室成长为“参天大树”的中坚力量，也是大科学家学术传承、科学思想延续的重要纽带，发展得好有可能形成学派，持续获得卓越科学发现。</p>

<p>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强激光材料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俊率领团队从事材料科学领域前沿基础研究。他回国7年来，只招到一名博士后人员。</p>

<p>　　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离不开“成建制”的课题组，包括首席科学家、研究员等领军人才，以及副研究员、博士后人员、研究生、实验技术人员、平台支撑人员等各种专业人员。多位首席科学家反映，除了拥有高级职称的在编科研人员，博士后、研究生等流动人员以及支撑人员，通常没有预算保障的工资收入，只能靠课题经费给流动人员开支较低额度的劳务费。这些人员跳槽到私营部门做类似工作，收入可涨至少3倍。科研机构“留不住人”的现象较为普遍。</p>

<p>　　这直接导致了我国一线科研人员流动性较大，国家即使投入再多科研经费，也无法确保持续的创新产出，更难形成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流派。</p>

<p>　　“按下发的编制指标，我的课题组每年只能招1名博士研究生，没有足够的博士研究生名额。如果招收编制内科研助理职工，又面临单位编制数瓶颈。建议对基础研究国内排名靠前的科研单位试点给予更多博士研究生名额和人员编制额，真正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课题组长、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杨伟波说。</p>

<p>　　<strong>审批战：有钱使不到“刀刃”上</strong></p>

<p>　　<strong>“负债搞科研”问题严重</strong></p>

<p>　　搞科学研究，需要聚精会神、心无旁骛。记者在多家科研单位调研时，不少科研人员表示，希望能够更加专注科研工作，不为杂务分心，不必“四处找钱”维持实验室运转。他们对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科研成果转化等提出改进意见。</p>

<p>　　<strong>其一，科研项目经费投入要“见物也见人”，尤其要体现人才的价值。</strong></p>

<p>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倪福弟说，科研项目经费投入“见物不见人”的现象突出，我国科研项目经费绝大部分投入仪器设备，对人员的投入限制很严，导致过于注重仪器设备的投资，轻视对人才的培养和激励。</p>

<p>　　在科研项目经费中，用于人的费用主要为人员费和劳务费。人员费发给项目承担单位有正式编制和固定工资的人员，劳务费发给博士后、外聘专家、研究生等流动人员。</p>

<p>　　由于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高，一些科研单位不得不使用部分运行费用，来解决高级科研人员收入过低的问题。长此以往，运行费用缺口越来越大，越是科研任务重、成绩突出的课题组，“负债搞科研”的问题越严重。</p>

<p>　　<strong>其二，科研项目经费申请要抓大放小，决算要更加灵活。</strong></p>

<p>　　王俊说，他的实验室急需一台价值200多万元的设备，课题组虽然经费充足还是买不了，因为来自不同渠道的经费零碎且使用方向被严格限定。</p>

<p>　　“科研项目经费申请时得严格按程序报批，使用过程中却有可能发生用途改变，我们希望在加强科研项目经费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的前提下，在决算时允许一定限度的灵活调整。”王俊说。</p>

<p>　　中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陈江野反映，科研项目经费审批大多鼓励购买昂贵仪器，这些仪器使用率却不高，而单价在2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常用仪器使用最频繁，需求最大。“常用仪器审批很难通过，因为会由于同类设备已经购置而被否决。但我们实验室常用仪器每天都满负荷工作，已难以满足科研任务需求，急需购置更多常用仪器。”</p>

<p>　　<strong>其三，科技成果作价入股要简化审批，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活力。</strong></p>

<p>　　2016年以来，国家已出台优惠政策，科研成果作为无形资产作价入股是一种较好的转化方式，更有利于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力，并保障科研单位的长期收益。但现行的国资监管政策，没有给科研成果无形资产以区别于有形资产的管理渠道，对科研成果无形资产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导致相关经济行为及价值评估的审批或备案耗时费力，有国资背景的创新单元进行投融资存在较大障碍。</p>

<p>　　对此，李佳建议，实行评估备案与科研成果无形资产的分类管理。对科研成果作价入股的，可进行评估备案；对以转让或许可等其他形式转化的，可采取不需评估的协议定价；对以科研成果无形资产作价入股的，应分类管理、科学监管，使科研人员、科研成果和社会资本更有活力地结合，为促成创新活力巨大的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p>

<p>　　<strong>其四，要以更开放的姿态撬动社会资本。</strong></p>

<p>　　由于我国对国资院所管控非常严格，缺乏相应政策空间，国资院所通过与企业合作弥补经费缺口很难操作。“建议国家通过减免税收等手段，鼓励私营部门和其他社会资本关注并投入科研活动；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国资院所在不影响科研活动自主、可控的前提下，引入各类资本，弥补资金缺口。”倪福弟说。(半月谈记者 俞铮 杨金志 王琳琳)</p>  

      
      